上了中专人生是不是完了
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往往更残酷：许多求职者即便能力出众，也会因职校生的标签被拒之门外，还有更多的职校生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参加比赛、锻炼实践能力，只能荒废几年时光，毕业后求职屡屡受阻。
邝嘉隆坦言：「之前和一些师弟交流，很多大厂看到学历一栏不达标就会直接淘汰掉，根本不会查看职校生的简历，还有些公司一看你是大专毕业，就会压低工资。这些情况都很普遍。」虽然邝嘉隆所在的职业学校付出了不少努力，尚不足以扭转整个职业教育体系，以及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。
这种显而易见的就业不平等背后，学校、企业和市场各有「责任」。
据有关数据显示，我国目前就业人员有亿，其中高技能人才仅4700多万。人社部预计，到2025年，智能制造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的人才缺口将达到3000万，产业应用型人才缺口仍旧存在。职校的培养方案与企业需求脱节、与市场发展不同步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。
有学者曾前往某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民族志研究，写下了《打工人的困境：去技能化与教育的「空洞」》一文，文中指出当下职业教育存在着「重管理而轻技能」、「教师及家长对职校生的管理性要求大于知识性要求」、「弱化技能教育导致职业教育内容空洞」等问题。
因此依靠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，很难培养出既懂理论又能动手操作，对于行业还有自己思考的高素质技能人才，一旦职校生的平均水平不能适应行业需求，拥有趋利本性的企业自然会提高招聘的学历门槛，或者降低职校生的就业待遇。
而在就业市场的「不被看好」，反过来又会加深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，造成招生困难、生源差等问题，进而忽视对职校生的教育投入，加剧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沟壑，最终再次加固「职校生」等于「低能」的偏见。
人们常说「英雄不问出处」，但在职业教育的怪圈里，偏见蒙蔽了家长和企业的双眼，一个个职校生困在无法突围的恶性循环中，被一纸学历压弯了腰。
但好在近年来，国家层面愈发重视职业教育，逐渐开始从上层发力，呼吁打破职业教育发展的恶性循环。
在政策的鼓励下，越来越多企业也加入到发展职业教育的行列中来。
例如邝嘉隆所供职的优必选科技。就明确表示，自己在产业的快速迭代中也受到数字经济领域人才缺口的困扰，希望通过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，来满足产业人才需求。
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之间的脱节是造成职校生困境的关键，只有在日常的职业教育中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、推进产教融合，培养出满足产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，才能打破怪圈，从根本上扭转大众对于职校生的偏见。
在职业教育业务的开拓上，也需要企业结合自身在产业领域的经验，打通从人才入口到人才出口的每个关键环节，包括培养人群、培训内容、培养方式、评价方法、人才输送等，全链路培养数字经济领域的技能型人才。
职业教育的变革正在发生，余正泓告诉极客公园：「目前职业教育正逐步接入校企合作，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，考核时将由合作的第三方公司对学生成绩进行评估，评估合格后学生将获得产业认可的证书，有利于其之后的就业。」
作为一名曾经的职校生，邝嘉隆在工作中也经常融入自己对于教育的思考：「在过去，不管是我们参加比赛用的硬件，还是教学用的硬件，大都是闭源硬件，学生和老师能够主动创造的东西很少」，为此邝嘉隆专门研发出了用于教学的开源主控，「只有设计得足够开源，才能将教育的可能性扩大，学生的发展才不会受限」。
硬件研发如此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争也是如此，如果能怀着足够开放的心态看待这两类不同的教育方式，而不是一开始就给职业教育「判死刑」，也许更能收获更多适合个体发展的教育路径选择。
正如优必选科技高级副总裁钟永所说的那样：「邝嘉隆案例是传统职业教育在多重助力下的小概率、偶然性事件，但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成长和发展有可以借鉴的逻辑。比如说，院校和产业可以打通人才培养的全链路，在链路上每一个节点做横向和纵向的延伸，横向规划他们的成长路径，纵向培养他们更多职业技能，这样就能把偶然性的成功故事变成必然性，才能培养出更多像邝嘉隆一样的职业技能人才。」
中专毕业最好的出路
比如，我国航天发动机焊接第一人高凤林，1980年，他从第七机械工业部211厂技工学校毕业，之后的40年职业生涯中，他焊接了130多枚火箭发动机，我国有一半的航天飞行器都曾经过他的手。老师傅可以把数百根几毫米粗、长度达到两个标准足球场的空心管线焊在一起。他提到，很多工作习惯的培养，就开始于他在技校时的下厂实践。
在这一阶段，我国职业教育飞速发展的源头可以归结到这份特殊的文件上。
1985年，中央发布了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在说到中等教育时，通篇反复强调要发展职业教育，并且明确规定：今后各单位招工，必须首先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择优录取。
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写进红头文件里？在改革开放之初，国家就意识到工人的水平提高了，工厂的水平才会提高，工厂的水平提高了，中国制造才能更有竞争力。
但是，从比例上来说，1978年职校在校生只占高中生总数的，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在政策的鼓舞下，到了1998年，中职在校生数量达到了1451万人，是1978年的6倍。
各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在校生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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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的除夕夜，大街上爆竹声声、烟花绽放，但有的家庭却大门紧闭，一片沉寂。那年的春晚小品说了这么一句话——“咱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。”听到这，许多人愤怒地关掉了电视。
前几年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工人，他们进厂时正值青春年华，谁能想到，变化说来就来。
在时代大背景下，大批国企都在减负增效，市面上工人供大于求，像之前的凯达厂那样高薪聘请普通工人的情况，几乎不复存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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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中职在校生82%是农村户籍，70%来自中西部地区，的学生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。
当很多人简单粗暴地用“差生收容所”定义职校的时候，或许从来没考虑过他们的处境和挣扎。那么，进入职校后，他们的生活变好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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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是，人数指标下达快，教学质量改革慢，地方教育局的呼吁并不能一下子让家长改变想法，但指标悬在头上，不得不做一些荒唐事。
江西上饶某个职校的做法是让老师拉人头，1个老师有5个招生任务，少招一个扣800工资。于是，老师们不得不让初三学生“自愿”签下承诺书。如果还是招不满5个，只能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拿到学校注册。
2012年，这所学校招生名单上有1300人，但一半都是幽灵，实际每天上学的只有600人。
